前两天走路经过的一条街，标准中文名翻译成仆街，笑死。 有人问起吸毒封存这个事情，大背景就是要理解中国的法制建设。凭心而论，中国传统上是更倾向于行政治理的社会形态（所谓人治），文化传承的法律和律法，不管你怎么说，更多是维系社会集体利益和秩序，而不是注重于个人权益保护。 而在接受来自西方的法律概念时，是选择了源自罗马法、拿破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大陆法系（Civil Law），而不是源自英国中世纪普通法体系的海洋法系（Common Law）。大概主要区别就是大陆法系做重成文法典，法官更类似公务员，海洋法系做重判例（Case law），律师庭审作用更重要，法官大多为律师转任。 那么在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尤其是在很多具体的改进措施中，有两种明显的趋势，一个是更多滴同国际接轨，所谓学习西方法律的先进经验，这个在近些年主要影响是来自美欧的进步主义思维的驱动， 比如废除死刑、同性恋婚姻合法和毒品去罪化和合法化等等，基本上都是一个思维。 另一个是中国和法国这些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出现判例对法律实践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常常看到引用的例子，就是社会行为变化里面，见到老人摔倒过路人都不会关切的社会行为，就是因为南京法庭的彭宇案的判决的案例导致的影响。 那么在毒品去罪化和合法化，虽然并非国际主流，但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德国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大家可能知道，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对携带毒品的毒贩（其实不少人只是搬运工）死刑侍候的法律，在欧美英国家的公民涉及的时候，都会变成很大的外交和舆论事件。所以吧，一方面的说法是要对轻微犯罪的个人提供更好的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一方面的说法是要给毒品去罪化铺设快捷通道，这个就看最后的各方博弈的效果了。 谈到这个就想起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在以前的语境中，欧美采取的民主体制市场经济，是作为高端的先进的价值高地的模式，向中国推销的。而最近因为处于竞争的状态，各种专业的经济科技产业的政策和效果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拥有制度优势。 结果就是因为你拥有了发展的制度优势，导致了竞争的不公平，你所以必须改成民主制度，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和你公平竞争，我才不怕你的，你敢公平竞争的话。所以吧，你一帮老中工人在车间里面勤奋工作努力赚钱，我们欧美工人在车间里面吸麻麻，这也不是公平竞争嘛，要公平竞争大家一起吸麻麻才对，笑死。 昨天看到高市早苗的最新说法，是在台湾问题上回到了田中角荣在1972年中日建交的联合公报的立场上来了，这个基本上是日本一直以来的官方立场，任何一任首相包括安倍晋三，都没有偏离过。之前在野田佳彦的质询中，高市早苗捡起来中国不认可的旧金山合约，按照日本这里的分析家的讲法，就是回到了佐藤荣作的立场。高市早苗的答复里面差点就公开说台湾主权地位未定论，所以野田佳彦才说吓得够呛。 但是除了公开的收回和道歉，估计高市早苗在中国这里仍然是无法过关，基本上这种拿重大外交地缘立场来作为国内拉人气的工具，是民主体制新一代草台政治人物的特色。 最近前日本首相石破茂谈到二战期间，为啥明知不敌美国，为啥还要去偷袭珍珠港，是因为东条英机们坚持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在特殊情况下勇敢也是重要的。其实日本海军部的高官们战后做了很多年的反思恳谈会，所有原始录音都在。大概情况是，从头到尾，海军们的共识就是打不过而且不该打。 但是每次内阁会议被询问，就会说如果能够有这有那就可以打了。心里想反正战争预算就那么多，海军不去抢就被陆军那帮马鹿给抢走了，于是就有了这也有了那，然后说你们去打美国，这下子就找不到话来搪塞了，因为预算你都拿走了，军舰潜艇啥的都到位了，海军将士们的高级营养餐都吃得饱饱的了，容不得你不去送死。 而这次对中国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大礼包，终于可以把联合国宪章里面的敌国条款用法律化的形式落实，为后面解决台湾问题，预定好了冲突的框架，并通过和俄罗斯战略对表，以及和美国建立战略互信，为美国在联合国宪章下的动武行为提供不启动美日安保协议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