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如何影响国际金融体系？

中美对数字货币路线的不同选择

目前，数字货币在美国的推进速度较快，这背后有多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与前述的、以“MAGA”为代表的传统保守主义思想有关。这一思潮对新左翼、新自由主义的反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尤为突出。在特朗普执政的初期，政策大多呈现出MAGA与共和党传统建制派力量的结合。

这些力量与民主党内部分建制派形成交集，例如布林肯所代表的那一套理念。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拒绝接受这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思维，倾向于回归更传统的欧洲现实政治（Real politics）视角。

在这种框架下，美国尊重俄罗斯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也同样尊重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如果在欧洲能“出卖”乌克兰，那么在东亚也可以“出卖”台湾。此外，美国还采取新门罗主义政策，声称格林兰岛、加拿大及巴拿马运河等地是其势力范围，其他国家应予以尊重。

美国可能不会走法定数字货币路线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加入了“右翼加速主义”这一新势力。加速主义市场理念在西方，尤其是在台湾和深圳等地得到了某些人物的追捧。以Nick Land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者，认为中国（尤其是18大之前的中国）提供了理想的资本主义模式，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打破传统社会秩序，塑造全新的社会形态。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硅谷，特别是那些与人工智能及加密货币相关的行业。

编者注：Nick Land 是一位英国哲学家，以推动“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思想而闻名。他认为资本主义从未完全释放生产力，反而被政治阻碍，每个文明都在加速走向最终的大灾难，政治组织虽试图阻挡但无法改变这一进程。Land主张主动加速这一过程，拥护现代技术的发展，但认为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由专制集权的机构和少数技术人员掌握。

在2000年代初，Land经历精神崩溃后离开英国，后来移居中国上海，并于2013年成为美国极右翼新反应主义运动（Neoreaction, NRx）的导师，该运动反对民主，主张由专制城市国家取代传统民族国家。他在2013年发表了《黑暗启蒙》（The Dark Enlightenment）一文，成为该运动的纲领，支持通过加速主义推动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政治事件。

兰德受彼得.蒂尔启发，在一篇题为《黑暗启蒙运动》的长文中提出了对西方世界进行“硬重启”的愿景，其中包括瓦解民主和大规模精简公职人员。他认为理想的国家应该像企业一样运作，他认为中国以及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小国最接近他所认为的“称职政府”的典范。

在加密货币领域，许多投资者倾向于采纳极端哈耶克式的自由市场思维。加密货币市场通过与美国政治的结合，展开了多方布局。最初的推动者包括Sam Bankman-Fried等人物，后者曾在民主党体系内运作，并投放资金支持民主党国会议员的选举。目前，加密货币领域通过与彼得·蒂尔、马斯克等人的关系，已为2024年选举提供了约6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Sam Bankman-Fried

此外，数字货币的一个关键发展方向是通过ETF（交易所交易基金）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调整，将加密货币纳入现有的金融体系。此举的核心理念是通过稳定币架构，将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建立桥梁，进一步推动数字货币的主流化。

中国法定数字货币面临什么挑战?

刚才我们讨论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主要是以中国为例。当前来看，美国大概率不会推进这一进程，而中国虽然在尝试推动，但进展并不容易。我认为，中国最终可能会将其作为一种中介媒介，而不是全面替代现有银行体系。

如果CBDC完全放开使用，意味着现有的商业银行体系，尤其是二级银行，将面临被重构甚至被取代的风险。而目前，中国并没有准备好或具备足够的政治与技术底气去走这一步。因此，在实践中，中国对数字货币的发展进行了“阉割”，即有意限制其功能和适用范围。

编者注：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如果真推行，有可能将M0和M1/2/3全部抹平。商业银行可能就弱化为一个贷款代理，因为银行的中间高额利润，区块链体系会全部返回给实体企业。

金融业主导，就是阉割成R3那种，或者Ripple自己降格去讨好银行业，或者IBM扯上云计算。如果科技主导，就是拜拜银行。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银行不死，百业将死。哪个大国，先从目前这种银行体系杀出来，就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领导者，日本确实有希望。

他们现在推进的接受比特币支付，其实就是被中国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刺激的。但是比特币并不适合做支付系统，目前第一阶段，就是养成全社会接受比特币支付的生态系统，然后第二步，就转换成日本的J币吧。

其实如果央行出法定数字货币，基本上以前的M0，M1，M2这些分别都会打破，甚至啥存款储备金，发放贷款创造货币，都会失效。比特币是用来创造环境，之后J币替换就行了,你可以继续保持你的二元体制。

——井底望天《金融科技对二元银行体系的重塑》 2017-09-27

这一“阉割”可能使得数字人民币逐步接近稳定币的形态，即介于加密资产与法币之间的某种桥梁。虽然目前中国尚未明确将其设计为稳定币，但从全球趋势来看，类似的中介机制已经在逐步成形。

以美元稳定币为例，目前其在全球市场上已具备两个重要功能。第一，它作为抵押资产的资金流大多投向美国国债市场。在当前国债购买力减弱的背景下，稳定币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为美国财政提供了支撑。

美元稳定币能否挽救衰落的美元体系？

目前，美元稳定币的市场规模大约为1300亿美元。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设想，如果这一规模继续扩大，到2027或2028年，有望达到9000亿美元甚至更高的量级。作为对比，日本目前持有约1.2万亿美元的美债，中国为7600亿美元左右。若稳定币能发展至9000亿甚至1至2万亿美元的规模，其对财政部的减压作用将十分显著。

刚才我们提到，当前全球贸易格局中，美国的份额在逐渐下降，非美贸易体系正逐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形成本币结算的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元稳定币是否可能作为支付手段介入非美贸易市场，成为一种“弯道超车”的工具，这值得关注。

不同路线的美元稳定币

以USDT为例，目前其主要的运营中心在香港。我们观察到，一些交易场景中，USDT 直接与人民币进行兑换，虽然其记账单位是美元，但其过程可能并未经历“人民币—美元—USDT”的路径，而是直接“人民币—USDT”兑换。在这种模式下，它更像是一种“人民币非稳定币”，其价值受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而非直接锚定美元。

当然，这样的兑换机制能否成立，取决于其背后资产的抵押形式。如果USDT的底层资产是人民币国债，其性质就与锚定美元的稳定币完全不同。无论如何，对美国财政部而言，这部分交易处于其监管之外，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相对而言，像USDC这样的美元稳定币具备可监管性，由美国财政部或美联储主导监管，使其可被用作政策工具。这也引出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能通过打击不受监管的稳定币（如 USDT）来推动自身监管体系内的稳定币发展。

USDT如果也投资于美国国债，其操作与硅谷银行类似，而硅谷银行之所以爆雷，就是因为在利率快速变化中未能及时调整资产结构。如果美国司法部对USDT相关方发起诉讼，是否可能引发市场挤兑，从而迫使其抛售美国国债？这种链式反应可能会波及美国国债市场本身。

一带一路体系亟需非美元支付体系

从中国角度看，如果通过“一带一路”或南南合作国家逐渐摆脱美元结算体系，但最后又通过美元稳定币回到“美元”结算中去，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重新回钩”美元体系。当然，这种看法未必被央行层面认同，一些央行通过如“货币桥”等机制实现跨境结算数字化，可能不受稳定币路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跨境贸易支付问题仍然依赖民间市场与私域兑换体系。在这一层面上，人民币稳定币是否具备切入空间，是一个重要命题。

如果人民币稳定币能够嵌入当前已开始“去美元化”的跨境支付体系，尤其是在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区域，其潜力巨大。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选项设计”介入现有结构。

以往井通提出的“银关模式”中存在结构瓶颈，如银行节点的接入受限。但如果未来人民币稳定币可以直接对接央行数字货币（如 e-CNY），并获得各大银行系统普遍认可，那将极大降低基础设施成本和落地难度。

因此，现在是认真推动人民币稳定币发展的关键时点，特别是在那些已经摆脱美元交易主导地位的新兴跨境市场中，其应用前景非常值得期待。